由于不少老板賺快錢的浮躁心態(tài)作怪，浙江的紡織業(yè)與加工業(yè)錯過了最佳轉型時機。

　　在“狼來了”高喊數年后，浙商危機真的來了！浙商，這群長久以來被視作中國經濟繁榮的顯性符號群體，正在烏云壓城的風雨飄搖中艱難尋求未來的出路。

　　事實上，回家過年時，我已隱約體會到浙江在全盛時期之后的經濟困境。正如女人的裙子長度和經濟形勢之間的關系，這些困境往往也展現(xiàn)在一些細枝末節(jié)上：縣城“新興工業(yè)區(qū)”住宅樓單價達到將近兩萬余元，可晚上在附近游逛的人們，卻只能看到這一樓盤零星的幾盞燈光，房產泡沫看起來一觸即破；為外國提供油煙機、制冷設備加工的中小企業(yè)主在前幾年的好光景下，都開上了加長賓利，如今卻是處在日夜不安的焦慮之中，譬如我的某位“富一代”同學在除夕夜還在等待來自土耳其的電話，他的惴惴不安盡在此言中：“如果這單生意做不成，年也就過不成了”；坊間總是流傳著聳人聽聞的消息，比如某某老板跑路了，留下一個亂攤子，某某金融“小鱷”在廈門自殺了，身后債臺高筑……

　　浙商文化曾一度光鮮。所謂文化，是指社會的意識形態(tài)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。而浙商文化正是浙江商人在漫長的時間里，通過從事商業(yè)活動所創(chuàng)造的經營經驗、商行制度、商業(yè)道德、商會組織等元素積累而成的商業(yè)文明?？墒牵接暧麃盹L滿樓，不可否認，如今的浙商文化的確灰頭土臉，其秉承的價值觀和商業(yè)模式亦引起了商界和學界的深思。

　　事實上，浙商引以為傲的紡織業(yè)、加工業(yè)在5、6年前就凸顯出了難以為繼的危機。究其內因，是不少老板賺快錢的浮躁心態(tài)作怪，導致企業(yè)錯過了最佳的轉型時機。早十年間，依靠紡織業(yè)、加工業(yè)積累了原始資本的浙商們，大多秉承“哪里錢多，就往哪里跑”的原則，房地產、期貨、金融貸款乃至擔保公司玩得不亦樂乎，如今遇上風云突變的經濟大勢，投資副業(yè)越來越難賺錢甚至虧損，可再想回到主業(yè)，先發(fā)制人的轉型先機已然失去，不管是企業(yè)的生產還是經營，都陷入了尾大不掉的爛泥之中。

　　從外部環(huán)境來看，浙商的崛起，多依賴于勞動密集型產業(yè)，受歐美的經濟周期影響甚大。在歐洲深陷債務危機之后，尤其在希臘、西班牙、意大利等債務危機嚴重的國家，人們對于歐元區(qū)經濟增長乏力的擔憂，業(yè)已影響到消費領域。另一方面，成本與利潤之間的矛盾越發(fā)嚴重。我老家的親戚，專為愛馬仕代工，但隨著中國人力成本的上升，加上歐洲奢侈品訂單對于工藝的過度苛刻和工序的紛繁復雜，如今奢侈品代工業(yè)的利潤空間基本上被壓縮到了百分之一以內。相反，越南、柬埔寨、泰國的廉價勞動力和低成本，吸引了發(fā)達國家越來越濃厚的興趣。而關于沉重的賦稅以及政府與市場之間的曖昧關系，浙商之間熱傳的經典名言“看得見的手亂作為，看不見的手不作為”，可以作為一個無奈的注解。

　　當然，一向以自力更生著稱的浙商不會坐以待斃。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在苦苦掙扎的數年中，研制出了不少自救之道。例如我做紡織業(yè)的親戚將他奉行的“一站式服務”比作賣魚。他為服裝生產商提供絲綢原料，還提供織染、配送等服務，就像在菜市場賣魚，不僅在魚的質量上追求新鮮、肉美，還提供現(xiàn)場宰殺、保鮮袋包裝等服務，“免得客人還沾上一手腥味”。這種服務上的改進逐漸換來了更多的利潤空間，也算是“慘淡經營”為企業(yè)續(xù)命了。

　　史學家司馬遷在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中這樣總結商人發(fā)家的三步曲：“無財作力，少有斗智，既饒爭時”。在資本微薄的條件下，做生意只能依靠勤力勞作，這當然就是浙商一貫以來的艱苦創(chuàng)業(yè)精神。到第二步“少有斗智”，意為在積累了一定資本的條件下，商人欲想與人爭利，則必須精敏有心機，靠策略制勝，“富者必用齊勝”，在這一階段上，宗慶后、馬云等浙商的精英代表亦做出了良好的表率。到了第三步“既饒爭時”，即在資本自我積累達到富裕的條件下，應盡量減少外來的強制干預、抓住時機、謀求創(chuàng)新，浙商之所以深陷危機，正是因為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敗在了這一點上。